Yuxin Hu

“上帝已死”是一句初看会让许多人感到恐惧的句子。“上帝已死”背后所代表的哲学含义恰恰是人类世界中真正的无神论。“上帝”这一代名词实际并不真正指代任何宗教里的神，而“上帝”指代的是人类社会构建出来的任何一种价值观。所以“上帝已死”强调的并不是宗教概念中上帝的消亡，而是任何人类社会被构建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虚无与其不存在的本质。道德价值观紧紧只是历史偶然的建构，而不是永恒的真理。借用社会学概念，“上帝已死”所代表的哲学概念实际上也可以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权力意志：这种观念足以让任何权力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完全消解。

而之所以“上帝已死”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无比害怕，是因为人类大多需要“上帝”（道德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这一虚拟的概念赋予他们生命以意义。而宣称上帝的死亡，会让大多数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所表现的价值观消亡，从而让他们意识到生命之虚无之恐惧。恰逢在19世纪的普鲁士王国，一位名为尼采的哲学家提出“上帝已经死亡、上帝并不存在”。人类历史至今的任何伟大的奇迹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所以，人来应该将价值的翻转，将过去所有赋予“神”的价值都转移到人身上。这种翻转的可能性展示了人类不仅能创造神，而且能通过自身的力量重新定义价值。“上帝已死”并非对神性的否定，而是肯定了人类具有的内在神性。这篇部落格回顾我在阅读《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几本书后所理解的主要思想，并将其记录下来。

尼采哲学诞生与酒神精神

尼采的哲学探索是在一场日益激烈的文化危机背景下点燃的：尼采出生于正直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文化竞争激烈的19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们面临着一个深刻的问题：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单有文明就足够了，文化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呢？当时作为欧洲文明中心的德国与法国认为，人类已经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计算公式取代宗教、神话的解释。但当人类将宗教与神话拿掉后，人类惊讶地发现，虽然人类可以享受文明的生活，但生命以及人类的的存在仿佛失去了意义？在尼采的批评中，他认为现代性在失去了神话基础的情况下，变成了一种漂泊的文化，其根基已被切断。他认为，没有了神话，现代人就像是没有根的树——精神上匮乏，存在感上不稳定。这场危机与古希腊人面对存在虚无的冲突不谋而合。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希腊的米达斯国王曾询问西林纳斯，森林之神，关于生命中最极致的追求，却得到了一种既悲观又深邃的回答：人一生可以追求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未出生，次好的事情是早些死亡。

古希腊人很早就发现活着没有意义，那为什么古希腊人没有集体自杀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升华的方式：悲剧。 尼采发现，古希腊悲剧的整个观赏过程会首先消除观众的个体意识让观众产生融入集体的幻觉，使观众意识到人可以以消除个体界线的方式存在。 所以古希腊人每年都会有一次酒神祭 Dionysus的祭典，祭典中大家可以抛除日常的生活拘束，喝酒、演奏音乐、跳舞狂欢，感受人跟人界线消失的状态。 尼采把这种状态称作酒神精神。 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就是起源于酒神精神，所以悲剧不是悲观，而是在看破个体存在本身没有意义后用艺术创作来让人可以面对存在的幻觉。

酒神的特质，与非理性、情感和群体性密切相关，与代表逻辑、个体性和结构化美的阿波罗尼亚形成鲜明对比。尼采认为，希腊悲剧通过这些力量的综合实现了其深远的影响，戴奥尼索斯元素使个体超越了个人孤立，从而体验到与自然和彼此的原始统一。尼采认为，这种体验对于文化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一种暂时的解脱，超越了常态的存在界限。

尼采的第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酒神精神，酒神（Dionysus）精神与阿波罗精神（Apollonian）相对应，来源于尼采对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解读。阿波罗精神代表秩序、逻辑和形式，而酒神精神则是无序、情感和直觉的象征。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反映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它涉及狂喜、情感的释放和对生命深层次的肯定。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艺术和文化应当融合阿波罗精神的形式美和酒神精神的生命力。文化的意义在于通过艺术创作来处理生命的无意义，而这种创作的动力源泉是酒神精神。

尼采对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批判

然而，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古希腊文化便逐渐衰退。苏格拉底通过各种反问方式，让人们质疑诸神的故事，并倡导用自我意识反思问题和理性思考。他的哲学理性，像太阳光一样，揭示了万事万物存在的界限，这种精神被尼采用日神阿波罗来象征，与消除界限的酒神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苏格拉底开启的哲学时代，通常被视为西方从神话时代向理性时代的一次重大跃进。但尼采认为，这种跃进的副作用是将神话和艺术视为虚构的、不科学的。结果，虽然自然科学在文明社会中发达，但人们却不知道活着有何意义，西方文化因此患上了一场长达两千年的重病，这场病被称为“苏格拉底”。

启蒙时代及科学理性主义兴起的影响导致了世界的消魔化。尼采认为，在启蒙后的欧洲，宗教和形而上学信仰体系的衰退引发了一场价值观危机，导致了虚无主义——生活缺乏客观意义、目的或内在价值的感觉。而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聚焦于科学进步和民主发展这两大领域。首先，科学的发展基于一个前提，即自然界背后的法则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探究被解开。这种追求真理的努力，似乎预示着人类最终能够完全掌控自然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主张通过知识消除恶，这种观点导致现代人相信所有社会的不公和不义都可以通过科技解决。但追求知识会导致虚无，因为一旦科学解开了所有因果链，人类也会发现自己无法逃脱这些链条的束缚，从而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尼采对民主精神也持批评态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倡理性可以引导人们通往真理，从而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尼采认为，民主文化基于大众的品味，而大众往往是平庸的。他担忧，这种依赖大众意见的文化将阻碍社会中少数卓越人物的出现。尼采强调，社会应当将资源集中于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和人类历史的进步。他甚至反对19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关于短工时和禁止雇佣童工的提议，认为低等人应当为高等者的利益犧牲。

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不仅仅是认为其起源于弱者利用作为征服强者的工具，而更深的批判在于基督教使已经处于弱势的人变得更加无力。尼采认为，基督教引入的罪恶感将人类的攻击性转向自身，导致基督徒常常将自己看作比实际上更加罪恶，这种心理背后是一种自我分裂。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深入探讨了犹太-基督教道德体系的起源和发展，他将这些道德体系视为“奴隶道德”的表现。这种道德以谦卑、利他主义和顺从等美德为特征，尼采将其与重视骄傲、力量和高贵的“主人道德”形成对比。基督徒在渴望体验与强者相同的攻击快感的同时，却因为无能为力，只能让自我内化上帝的声音，设立难以实现的要求，使得自我中的另一部分感受到罪恶和痛苦。这种自我攻击的行为，尼采视为一种病态。

尼采认为，基督教的传播结果导致欧洲人“生了一场大病”，即使在许多人已经不再信仰基督教的今天，基督教树立的道德价值观仍被视为标准，认为爱邻如自、容忍谦卑、富有同情心的人才是善良的。相比之下，尼采心目中健康的古希腊人没有对神的罪恶感，因为古希腊的诸神与人类一样，具有缺陷和欲望。所以当古希腊人作恶时，他们反而感到被赦免，因为连神也会犯错。尼采将这种古希腊的生活态度视为更为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超人哲学与权力意志

尼采将虚无主义潮流视为他时代的最大挑战。他的回应不是退回到绝对真理的舒适区，而是直接面对虚空。通过他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尼采设想了一种新的人类存在形式，即使在缺乏客观意义的情况下仍然肯定生活，将权力意志视为人性的基本方面。这种超人将在面对无意义的世界时创造新的价值，从而超越尼采诊断出的现代性的病态——虚无主义。在尼采的思想中，人类与动物同为受造物，但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能成为造物主，处于动物与上帝之间，仿佛是一座连接两者的桥梁。尼采批判的重点在于，人类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潜能，仍在崇拜他们自己构想出的全能上帝。他认为，人类将内在的强大力量外化为一个外部的神的概念，而这些成就和力量本应被认为是人自身的。基督徒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神恩，人们越是将神想象得伟大，自己就变得越渺小。因此，他主张人们应该将投注在上帝身上的能量收回到自身，不再信仰一个外部的神。这就是他宣称“上帝已死”的深层含义，意指当人们将原本寄托于上帝的希望和能量全部回归于自己时，每个人都有成为“上帝”的潜力。所以，“上帝已死”并非对神性的否定，而是肯定了人类具有的内在神性。

尼采提出的“超人”理念，即是要求价值的翻转，将过去所有赋予神的价值都转移到人身上。他看到了基督教的出现本质上是弱者为了与强者竞争所进行的一种价值翻转，通过这种翻转，弱者试图制定新的道德体系来对抗强者。尼采虽批评基督教，但对其创始人耶稣和使徒保罗的行为表示敬佩，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成功实施了这种翻转，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这种翻转的可能性展示了人类不仅能创造神，而且能通过自身的力量重新定义价值。超人是尼采设想中的一种人类进化的理想状态，代表着人类潜能的最终实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人是那些超越现有道德和社会约束、实现自我完善的个体。超人不受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他们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意义。尼采认为，超人是对当前人类状态的克服和超越，是一种生命的高度自主和创造力的象征。

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仅仅指对权力的追求，而是生命本能和存在的基本驱动力。尼采认为，所有生命体都在追求增强自己的力量和扩展自己的影响。这种意志不只是指政治权力，更广泛地涉及个体在各个层面上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冲动。尼采认为，传统道德观念往往抑制了权力意志的发展，而他提倡的是一种超越传统道德的生命肯定，即肯定生命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方面。

总结

“上帝已死”一词，在尼采的哲学框架中，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或神学概念，演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与哲学反思。这句话不仅仅预示着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的终结，更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崩溃。在尼采看来，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传统的道德和信仰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如何自行构建意义和价值？

尼采借助“上帝已死”这一概念，揭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来源于长期依赖于外在权威（如神、道德法则等）来赋予生活意义。他认为，传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因此，宣告“上帝已死”不是一种绝望的呼声，而是一种解放的宣言，呼唤人们回归到自我，探索和确认个体的独立价值和创造潜力。

此外，尼采的“上帝已死”论点也是对权力意志的高度肯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能力并且应当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通过超人的概念，尼采进一步强调了人的潜能，认为人应当超越现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这一点不仅是对个体自由的极致追求，也是对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必要条件。

尼采的思想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追求。在他的哲学中，“上帝已死”不仅是一种文化诊断，也是一种挑战，鼓励每个人勇敢面对虚无，积极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